1954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也是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制定的基础。现行宪法的前身是1978年宪法,它没有成为现行宪法的制定基础是因为这部宪法对充满“文革”色彩的1975年宪法有所改变,但改变得不彻底,“由于当时清除极左流毒和影响的工作正在进行,许多是非问题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还未能分清,因此,1978年宪法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是一部很不完善的宪法。”①“诸如其在序言中仍然肯定‘文革’的成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②等等。1982年宪法被认为是全面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的一部宪法,它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确宣布“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③,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82年宪法的拨乱反正还不够深入和彻底,例如“阶级斗争”的痕迹仍然残存于其肌体里,它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为阶级斗争不必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仍然明确肯定阶级斗争是要“讲”的,是“长期存在”的。现行宪法中的这种“阶级斗争”痕迹并非来源于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这个术语,“阶级斗争”一词首次载入我国宪法是1975年,1975年宪法序言中的第三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1975年宪法第1条还明确规定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其序言中4次出现,可以说充满了“专政”的火药味。1978年宪法序言中对“阶级斗争”有所淡化,但仍然予以肯定,其第4自然段中规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1954年宪法却完全没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字眼,因此现行宪法在这方面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相比,是有明显的进步,但与1954年宪法相比则有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共同基础上产生的,二者对现行宪法的制定都有一定的影响,从总体上看,1954年宪法对现行宪法的影响是主要的,但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1978年宪法对现行宪法的影响明显更大一些。在我们进行民主法制建设、需要“深化”改革的今天,对宪法中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必须进行深刻反省,目前它在宪法中的合法存在是对民主共和体制的一个威胁。如果改革出现挫折,社会一旦发生动荡,“阶级斗争”理论就可能被重新拿出来当作“专政”的武器而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就已经出现过不仅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而且将其发展为“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④这样的判断。这种动辄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是十分危险的,有可能葬送我们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使国家倒退到改革前的时代,民主法制可能再次被抛在一边,“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将重新笼罩社会,“文革”的悲剧将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再次上演。

  现行宪法中“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再“为纲”,但“阶级斗争”的痕迹依然鲜明,在宪法“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部分都有体现。

  一、反思之一:“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说”

  现行宪法序言第8自然段明确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在这里,宪法首先肯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这在1982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它同时又认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残存的尾巴,一个危险的尾巴,这个尾巴应当割掉,因为它在实践中是有危害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没有剥削阶级也就没有被剥削阶级,既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那幺被剥削阶级应该也不再存在,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已经不存在所谓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但问题是,“阶级斗争”为什幺还存在?它是哪个阶级与哪个阶级的斗争?从现行宪法的条文上看,宪法只提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难道“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显然不符合宪法中关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规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绝对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

  因此立宪者的本意“阶级斗争”在现存社会中应当不是指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这一判断中,含有“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经被消灭,但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仍然可能存在”之意,“阶级斗争”是否是指对这些残余分子的斗争?这些分子又是一些什幺样的人呢?他们既然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而剥削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其它阶级的阶级”①,因此在旧社会应当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已经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消灭了,50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被和平赎买,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阶级的“残余分子”是不是指那些曾经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组成部分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个人?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虽然已经被消灭,但这些阶级的残余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然而80年代我们已经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已经将其划入到人民内部,他们应当不再是“斗争”的对象,而且就算他们中间的极个别人没有摘帽,从年龄上看也已经是垂垂老矣,对社会的威胁几乎微乎其微。因此存在一批“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这一判断是站不住脚的,把“阶级斗争”理解为是对“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斗争也是不妥当的②。比较一下1954年宪法序言中的相关提法是很有意义的,1954年宪法第2自然段中虽然提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并没有认为这是一场阶级之间的斗争,对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活动,也只认为是“大规模的斗争”③,而并没有判断其为“阶级”斗争。如果连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压反革命”都不算是“阶级”斗争的话,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今后出现的什幺斗争还会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

  从现行宪法第8自然段的第2句话来看,“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这似乎说的很清楚了,斗争的双方一方是“中国人民”,另一方是“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但这种斗争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从这一句话和上一句话(“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关系来看,它们被放在同一个自然段里,前后紧紧相随,只用一个句号隔开,而没有另起一个自然段,应当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现行宪法认为“中国人民”与“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应当是一种阶级斗争。其中“敌对分子”是一些“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个人,“敌对势力”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势力”的解释,“势力”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①,如果说“分子”是具体的,“力量”则是抽象的,人民对具体的敌对个人可以进行镇压,但对一种抽象的敌对力量却很难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当然与敌对势力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应当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人民”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也不能等同于“敌对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又怎幺能成为“阶级斗争”呢?

  所以,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8自然段应当删去“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句话,保留“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由于没有前一句“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做铺垫,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其中对“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可以绳之以法,但对仅仅是“敌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没有进行破坏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尤其是“敌对势力”),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领域的交锋,宣传上的论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现行宪法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种斗争是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斗争,因此包含着反对“外国”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之意,而且与这种势力和分子进行斗争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在人民之前加上“中国”二字,意在突出这是一种国际斗争,是国家间的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

  总之,阶级斗争应当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应当是在对立的阶级之间才存在,如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而不是所有阶级之间的矛盾、磨擦都是阶级斗争(如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就不是)。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被剥削阶级也就随之消失,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阶级斗争”应当已经不再存在,更不会“长期存在”。

  二、反思之二:“专政说”

  现行宪法第1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规定,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它根据我国国情,用“人民”代替“无产阶级”,极大地拓展了国家政权主体的范围,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其社会成员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它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只提到“专政”一词的情况,在“专政”前面加了“民主”,使“民主专政”并列,这在当时对结束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状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它还是沿用了“专政”的提法,肯定了“专政”的功能,不如1954年宪法“人民民主”的提法科学。1954年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并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现行宪法“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并不完全是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而是1954年宪法第1条(“人民民主”)和1978年宪法第1条(“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嫁接。

  “专政”一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敌对阶级实行的强力统治”②,国内法学界也认为:“所谓专政,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一定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实施领导和管理,并强迫敌对阶级服从。”③“阶级的一般原则和必要标志是铲除敌对阶级的根本制度”④,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镇压的对象“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专政……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①,可见“专政”的存在应当以“敌对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我们面临着“敌对阶级”的反抗,为保卫和巩固人民的政权,我们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用国家强力消灭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国家“专政”职能的体现。但即便如此,1954年宪法也没有冒然用“专政”一词来为国家定性,而是在明确国体时突出了国家的“民主”性质(“人民民主”)。那幺,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敌对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是否还需要“专政”?对谁“专政”?对那些破坏我国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个人或组织,用“法律制裁”即可,但“法律制裁”不等于“专政”。

  “法律制裁”与“专政”的区别在于,其一,性质不同。“专政”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是统治阶级政权不稳固、面临着敌对阶级的强烈反抗,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非常手段;“法律制裁”是国家的法律行为,是国家政权基本巩固之后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手段。虽然统治阶级就是统治国家的阶级,但国家并不一定都是阶级在进行统治,从法律上看现代国家应当由人民组建、被人民认可(通过选举),即应当是人民统治,而人民并不是一个阶级概念,她通常包括了社会上的各阶级(如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所有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其二,对象不同。“专政”是针对被统治阶级的,而“法律制裁”是针对违法或犯罪的人(或组织)。二者都强调要打击对方,但“专政”打击的是阶级,是大规模的打击,打击的范围是相对宽泛的,凡属于这个阶级的人都要打击;“法律制裁”打击的是人,通常是零星的个人,顶多是犯罪团伙或有关组织,一般不会牵涉到某个阶级或阶层。其三,依据不同。“专政”的依据是身份,只要你属于被统治阶级,有这样的“身份”,就要对你进行专政,不论你是否做过什幺,反对什幺;“法律制裁”的依据是行为,只有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才打击,反之则不能打击,不论你属于哪个阶级,是什幺“身份”,法律会同等对待。其四,存在的形态不同。“法律制裁”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任何社会只要有法律,就会有违反法律的人,就需要法律制裁;“专政”是社会的特殊状态,只有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情况下才需要“专政”,任何国家都不宜长期地、频繁地动用“专政”职能。其五,实施机关和实施程序不同。“法律制裁”常常是通过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司法机关的力量实施的,有一套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专政”除了上述机关外还可以动用(事实上也常常动用)军队,军事权的特点是迅速、果断、猛烈,其运作程序则相对简单。其六,力度不同。“专政”是最严厉的打击手段,通常要“杀一批”,“关一批”,明显具有镇压的特点;而“法律制裁”中只有刑事制裁是比较严厉的,民事制裁、经济制裁则较为温和,这些制裁手段在数量上又远远多于刑事制裁。总之,“专政”功能的发挥通常需要依赖法律(主要是刑法),但法律的功能决不仅仅限于“专政”。我们今天的人民民主政权应当取消“专政”职能,但这决不意味着取消国家法律制裁的功能,同样我们要坚持法律制裁,也决不等于要坚持“专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方面和专政方面是辨证统一的,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基础,对敌人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②“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③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对应面应当是“专制”,而不是“专政”。民主体制是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在民主社会,国家的管理者仍然是少数人(多数人成为管理者是难以想象的,也不符合管理的本意,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管理),但这些管理者是由人民选举和决定的,在管理中他们必须依照人民事先为他们制定的法律进行管理(依法管理),事后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若不满意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罢他们的官,免他们的职。而专制体制是少数人的统治,这少数人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国家的管理者(或者作为统治者由他们去挑选管理者),他们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也不受人民监督(至少没有制度上的监督,顶多是通过一些反映民意的舆论对统治者进行软约束),更谈不上人民对其行使罢免权,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缺乏合法的表达渠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量就可能通过暴乱的形式“表达”出来,导致“改朝换代”,这是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可以说民主和专制是对立的,一个国家的体制要幺是民主的,要幺是专制的,很难让民主和专制兼容。而民主和专政是两个问题,民主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专政是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我们长期以来之所以认为民主和专政是紧密联系的一对矛盾,就是因为我们把民主也当作一手段,和专政是一种手段一样,共同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实际上极大地贬低了民主的价值。在“对人民实行民主”的观念里,人民成了民主的客体,谁“对”人民实行民主呢?国家,或者是统治阶级,他们“给”人民民主,同时对敌人专政。当他们给人民民主时,他们是施与者,人民是被施与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开明专制,与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相结合”是民主理论的误区,应当予以澄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