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之世成为中国人的理想,已经很久了。儒家的孔孟,早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尧舜之世,文武之治,便成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千年间的最高典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是大诗人杜甫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他不仅在更事不深的早期这样想、这样说,在饱经忧患的晚年,也是这样来评价生活,“致君尧舜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直到辞世之年,诗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句话,“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扎,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希望自己一生的追求能在青年朋友的手中实现。尧舜之世是生命的太阳,照耀着诗人光辉的一生。

  杜甫口口声声呼唤的尧舜之世,究其蓝图,实乃大唐盛世,“贞观是元龟”(《夔府书怀四十韵 》)。具体些讲,还不是他间接了解的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而是他亲自经历的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开元之盛确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历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无不交口赞颂。诗人有幸与开元之治同步成长,充分享受了盛世的幸福生活,裘马清狂,漫游南北。对这样的明君,对这样的盛世,诗人一往情深,永志不忘。“生逢尧舜君”(《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并不是一句官面文章,大诗人的确是把李隆基看成当代尧舜的。多年以后,安史之乱平定了,他还用自己那如椽诗笔,把李隆基治下的盛世,当做臻于郅治的尧舜之世来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二首之二)。丰衣足食,人丁兴旺,礼教昌明,社会安定,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自然经济能开放的最鲜艳的花朵。所谓的尧舜之世,开元之治,不也就是如此而已么?

  伟大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自然经济繁荣造成了开元盛世,而且看到了自然经济繁荣的根源--“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的根本秘密,就是农业和手工业,即手工耕田和手工织布相结合。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结合,中国古代的小生产才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巨大物质财富。大唐帝国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傲视整个世界的力量即来源于此。而大唐中衰,也正是由于戌役繁重,诛求不已,“农力废耕桑”(《又上后园山脚》),破坏了这个完美结合的结果。所以,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实现或恢复“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小生产秩序。

  这种努力,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行为。孟子站在封建长河的源头上,设计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王道蓝图,是这样。陶渊明身处封建社会的上游,幻想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世外桃源,也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站在封建社会的尾巴尖上,还是这样:“天下田分九等,不论男女平均分配,好丑各半”,“妇蚕绩缝衣裳”。这就是支持中国封建社会的脊柱。杜甫“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着作》),“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表明诗人也正是这根脊柱的中坚一环。

  由于自然经济时代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根本。所以,土里刨食是小生产的基本特色。诗人历尽险阻,艰苦备尝,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比别人更深刻。“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是说的自己;“所务谷为本,邪羸无乃劳”(《述古三首》),是说的农民;“谷者,所以阜俗康时,聚人守位者也”(《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五首》),“谷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说旱》),是说的封建国家。总之,从小到大,从上到下,都要吃饭,都离不开谷字。虽说“肆力耕桑者为农”,耕织结合,农业和手工业并重,但事实上,就不免有了主次,其中手工种田自然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因而,反映在杜甫思想上,就表现为诗人在憧憬男耕女桑之中,尤重男耕。安史乱前,玄宗开边心盛,穷兵黩武,诗人看到了田园荒芜,“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户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兵车行》)。安史乱中,战争频仍,黎民涂炭,诗人依然注意着农田耕作,“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喜睛》)。安史乱后,诗人漂泊湖湘,一如既往关心着农业生产。当看到比屋逃亡,人去村空,“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大好良田,无人耕种,便不觉痛心疾首,高声呼吁,“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总之,诗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思念的正是无地可种或弃农从军的农夫。诗人愤慨“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藜”(《无家别》),无家可归的征人也是刚放下锄头的农人。诗人痛心“死者既已休,生者何自守”(《枯棕》),生者死者也都是种田的庄稼汉。诗人的满腔同情,都倾注在农民身上,为他们呐喊,为他们请命,“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诗人“穷年忧黎元”,就是穷年忧农民,忧手工种地之民。

  物极必反。以粮为纲,种地为主,强调得过了头,必然会忽视耕织结合中的手工纺织。本来,诗人对妇女问题一直比较重视,反映了劳动妇女和其它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除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外,再没有提到过劳动妇女最主要的工作--手工纺织。相反,劳动妇女打柴,背盐,扑枣,采竹,种田等非主要生产活动倒描写得不少。如果说,战乱之中,男丁稀少,妇女不得不承担男子的任务,所以诗人不能象宋人那样用很多笔墨写妇女养蚕织布,尚情有可原,那么,诗人在成都前后生活达四年之久,且成都远离战场,又是有名的锦官城,据说诗人为生活所迫,“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云仙杂记》)。然而,锦官城的丝织业,纺织娘们的生活与情感,并没有在诗人的笔下得到反映,则是难以理解的。生产力要发展,分工必然要加强。只有纺织业从耕织结合中解放出来,一马当先,封建主义生产力才会有质的变化。如果由农业同化纺织业,手工织布成了手工种田的附庸,以至忽略不计,那么,分工就无法发展,生产力就只会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飞跃,也就不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不会出现新的阶级、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社会便不能进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华民族由先进变为落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诗人重农是可取的,同情种地的农民也是可贵的,但是,太过火了,无视手工纺织业,则是很不妥的。致君尧舜,再现盛世理想,但缺了这个题中应有之义,决定了这个理想必成空想,终难实现。

  还不仅如此而已。既然无视手工业,就必然也轻视和排斥商业。因为支撑商业的商品,正是手工业的产物。所以,商业既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又是分工发展的推动力量。在唐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也很繁荣。首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的规模还要超过东市。东都洛阳丰都市,在隋朝即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经过唐代一百多年的发展,规模甚至超过长安。成都虽僻居西南,但得天独厚,工商业也极为发达,有“扬一益二”的美称。大诗人李白即是这种发达繁荣的工商业的产儿,李诗中多有城市工商业生产生活的描绘。而杜甫则不然,虽然他从小生活在洛阳,中年长期困守在长安,晚年漂泊成都,可是作品中竟没有描写都市发达的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相反,他倒十分厌恶商业经济支配下的都市生活,“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赠李白》),而始终留恋着不进行商品交换的自然风俗。以至于出现了跟我们现代的生活完全相反的情调,“我游都市间,晚憩必村墟”(《溪涨》),“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当时,不仅大城市商业繁荣,在地方上也出现了草市,墟市,商品经济也在逐渐侵入自给自足的乡镇。诗人在流落中不断接触到这类小市,而且显然和城里的行市作过比较,所以经常说到“山县早休市 ”(《倚仗》),“小市常争米”(《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看来,虽在市场,诗人关心的不是流通的手工业商品,而是农民种的粮食,除此以外,市场上没有足以引起他注意的东西。所以,对于商业,诗人可说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市人日中集,於利竞锥刀”(《述怀二首》之二)。哪怕是贩运跟粮食一样不可或缺的食盐,诗人也不宽容,“自云斗三百,转致斛六千”,牟利不是太多了么?诗人不由地骂出了声,“小人苦喧阗”(《盐井》)。三峡一带的男子,“少在公门多在水”(《最能行》),在长江上运送吴麻蜀盐;女子则多外出打工,甚至“死生射利兼盐井”(《负薪行》)。诗人对此都表现了莫大的遗憾,“寄语舟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掷黄金”(《滟滪》)。这就完全可以明白,为什么诗人有那么多的农民朋友,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可以馈赠食品,可以学习耕稼,但是没有一位经商的知音、做工的朋友。致君尧舜的农民梦,注定了诗人的生活道路。

  总之,杜甫,这位封建时代的诗圣,也是典型的农民圣人,他在历史上的意义,跟手工种田和手工织布相结合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相一致。这就是诗人的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真实内蕴,也就是诗人思想的实质。问题在于,封建主义的生产力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到唐代已有新的因素出现,手工业发达了,商业发达了,商品生产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商人乘间而起,连唐玄宗面对富可敌国的长安巨商王元宝也不由得发出慨叹,“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安史之乱平定后,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耕织结合上的租庸调法废除了,实物地租转为以收钱为主的两税法,不就透露出个中的消息么?所以,恪守自然经济的理想,强调耕织结合,以粮为纲,无视手工业,鄙视商业,显然是泥古不化,不合时代发展的方向,高固然高,作用却不是正面的。可惜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生产力中耕织结合的太紧密了,再生能力也太强,而“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又势大如天,顽固似铁,微弱的手工业和商业,当时并未得以长足发展,后来即使又经千年,仍然冲不破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牢笼,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一直是封建社会的广大基础。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大画家郑板桥还在呼喊,“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所以,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虽不先进,但却成了对历史的最好继承,对现实的恰当总结 ,对未来的准确预言,因而,赢得了后人最崇高的敬仰。后人在继承伟大诗人光辉的文学遗产时,也随之接受了诗人这个向往自然经济繁荣昌盛的美好理想,中华民族追求尧舜之盛的思想传统,在后代,也因而更坚定,更顽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