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学界把早期的冷战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7年是冷战逐渐开始的阶段;1947-1949年是冷战宣战阶段;1950-1962年是冷战高潮阶段。[1]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即是在冷战进入高潮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因而不难理解在冷战高潮时期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事件背后涌动着的冷战暗流。本文即是在利用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示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极力秘密促动达赖出逃、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暗中进行冷战较量的历史内幕,由此透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之冰山一角。

  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10月20日,西藏“民众大会”做出决定,建议达赖认可“十七条协议”,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西藏正式获得解放。但这却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处心积虑,秘密出台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洛伊计划”、“斯蒂瑞建议”、及“美国出逃方案与哈里尔建议”等,秘密策动达赖出逃。但美国的这些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美国秘密插手中国的西藏事务必须要有第三国印度的配合,而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执行的是一条印中友好与合作的外交路线。1949年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在与中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印度不会允许美国公然利用印度领土干涉中国内政。更为重要的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正日益强大,美国既无合法理由插手中国内政,更无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只能以隐蔽手段破坏新中国的发展、统一与强大。

一、“洛伊计划”

  1951年3月,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向他的华盛顿上司报告说,他已采取行动使美国政府积极卷入达赖喇嘛及其西藏的事物。[2]这种卷入,更确切地说是插手,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1951年3月,在新德里美国驻印使馆,大使洛伊·亨德森在与达赖的私人教师、奥地利登山家哈里尔(Heinrich Harrier)会晤后,未与国务院进行磋商,即起草了一份促动达赖出逃国外的书信,此信件的副本通过新德里使馆的一秘威尔金斯(Wilkins)在噶伦堡交给了西藏的所谓“外务大臣”柳霞(Dzasa Linshar),主要内容是:

  “1、北平共产党政权已决心完全控制西藏,达赖喇嘛的任何让步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中共更愿意通过阴谋手段而非武力获得统治权。因此他们急于劝说达赖签订一个协议,允许他们在拉萨设立代表处。

  2、北平共产党政权在拉萨设置代表只能加速中共对整个西藏的控制。

  3、只有世界形势的变化才会使中共占领西藏困难……无论如何达赖不能回到拉萨或把他及西藏的财富运回拉萨。

  4、达赖不能回到拉萨,因为存在着中共或通过武力、或通过阴谋手段占领拉萨的危险。如果中共想阻止他出逃的话,他就应离开亚东去国外。

  5、建议达赖派代表去锡兰(今斯里兰卡),这些代表应与锡兰政府联系将达赖财产转移到锡兰。如果达赖离开西藏,他们还应获准使达赖及其家眷到锡兰避难。在锡兰政府同意接受避难之后,达赖应请印度政府保证,如果他和他的家人离开西藏,他们能够经由印度去锡兰。

  6、如果达赖和他的家人不能在斯里兰卡找到安全避难地,他们一定能在一个友好国家,包括西半球的美国找到一避难地。

  7、达赖立即派一使团去美国也很有益。在那里他们可以作好准备直接向联合国求助。据了解,达赖已经知道美国方面对去联合国的西藏使团赴美签证作了有利的考虑。”[3]

  洛伊·亨德森是当时美国国务院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共分子。他深谙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内部方式与过程。他给达赖写信用的纸是在印度购买的,信没有签名,也没有出处痕迹。他没有事先打电报将此事通报给国务院,也没有得到授权。据他自述,是因为担心泄密,这样如果信被公开,则与国务院无关,可以由个人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西藏代表团即将赴京谈判,亨德森要抓紧有限时间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这在他随后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自德里出发赴北京的西藏使团延迟进京,使我3月29日发回的信不很紧急了”。在给华盛顿的信中,亨德森转述了哈里尔对达赖的描述:“达赖对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为信任,但很失望没能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4]

  海因里希·哈里尔,奥地利人,系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青少年时期的老师,在今日柏林的联邦档案馆里,有其长达80页的档案记录:海因里希·哈里尔,生于1912年7月6日,1938年5月1日加入效力于当时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地位的“冲锋队”——希特勒的第二个恐怖组织。1945年纳粹战败后,哈里尔从印度战俘营逃出,到了西藏,并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5]在藏七年,哈里尔对美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用现代技术为美国绘制了拉萨及喜马拉雅地区的地图,并经由美国中情局谍员贝塞克(Frank Bessac,又称白智仁)带出西藏交给美国驻印使馆。[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哈里尔又逃往印度,并得到美国《生活》与《时代》杂志的记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的帮助,成为西藏分裂分子与美国驻印使馆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络人。洛伊·亨德森就是在与哈里尔的会晤之后紧急出台了策动达赖出逃的“洛伊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使美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便开始全力积极秘密插手西藏事务,并最终导致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国外,从而给中国政府留下了一个跨世纪尚未解决的所谓“西藏问题”。这也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及冷战后时代打压中国的一枚可进可退的灵活棋子。

  洛伊·亨德森的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正值美国政府出台杜鲁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开始不久,而朝鲜战争则使中美已处于实际上的热战之中,一些美国人甚至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与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官员就美国插手西藏问题进行了争论。前者认为,即使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占领(西藏),也要做好基本的准备工作促使西藏有所行动。[7]1951年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总结说,朝鲜战争处于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中国的介入得到了苏联支持的保证,这是与美国进行全球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提议增加军力支持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加之宣传战、心理战以及无所不在的针对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共产主义的特别行动。[8]这个进行政治心理战建议的提出正值一个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新组织——政治协调办公室(OPC_The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成立不久之时,这个政治协调办公室是在乔治·凯南的呼吁下建立的,政治上归属于中情局,但由国务院和军方监督,从事秘密行动。联系委员会的建议导致了被政策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席富兰克林·林德森(Franklin Lindsay)所说的全球范围的秘密反共行动的大爆发,当然也包括西藏行动。当时负责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官员们都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到国外寻求避难,尤其是到一个佛教国家寻求避难,会在佛教徒中产生强烈反响。无论如何,这符合他们的目的:力尽所能给中共制造麻烦。

  一周之内,洛伊·亨德森收到了华盛顿对他提出的“洛伊计划”的电报回复。国务院同意他的行动以及他要给的西藏领导人的建议(不包括派藏人使团去联合国求助)。“洛伊行动”(Loy’s Project)由此启动。[9]美国国务院开始正式插手西藏事务。

二、“斯蒂瑞建议”

  从地理位置上看,除可从中国内陆进入西藏地区外,印度几乎是从外部进入西藏的唯一通道。二战后,美国充分利用盟友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不仅加强了与印度的联系,而且把印度作为遏制新中国的重要战略据点,美国插手西藏事务主要是通过驻印度新德里的美国使馆完成的,如获取情报、提出建议、下达命令、执行任务等。

  洛伊·亨德森密信于1951年5月中旬由加尔各答领馆的美国官员威尔金斯(Wilkins)交给了所谓的西藏外交局长柳霞,由此在西藏高层引起了轩然波动,达赖的管家帕拉积极促动达赖出逃,这得到了达赖的母亲及大哥当采的支持。而旧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则持反对意见,他们对美国的援助颇有疑虑:“美国是否会代表他们和锡兰政府接触?如果锡兰拒绝避难请求,美国会接纳么?美国会支付流亡的费用么?等等”[10]尽管意见不一,但他们不久都卷入了洛伊·亨德森大使组织的与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的密切联系之中。此后,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加尔各答领馆一直与西藏旧政府中的分离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迅速促动达赖做出接受“洛伊计划”的决定,分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美国频繁主动出击,筹划采取新的行动。5月24日,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就美国与西藏关系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个文件由使馆代办斯蒂瑞(Steere)执笔。斯蒂瑞从东西方对峙的反共产主义角度及其地缘政治方面强调了西藏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如果西藏被纳入中共范围之内,不仅是自由世界的不幸,对印度也是不幸的。”“它在喜马拉雅山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东部的印支国家和西部的巴基斯坦都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宣传与渗透的目标”。“印度这个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将不断地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帮助西藏,这种帮助相对于美国对其他地方的支援是很小的,也不是很重要,但它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收益,因此建议国务院对下面的几个行动给予尽快考虑:

  1、修改或简化美国从西藏进口羊毛的规则(羊毛出口是西藏外贸最为重要的一项,西藏“外交部”非常关切)。

  2、研究美国市场接纳其他西藏产品的可能性。

  3、研究阻止西藏战略性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4、研究将西藏纳入(美国)目前的“在经济、财政上援助非共中国与南亚的项目中的可能性”。

  5、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美国政府就承认西藏自治问题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6、美国代表应频繁访问印度的噶伦堡,与在那里的西藏当局(官员)进行非正式联络。

  7、通过美国新闻局(USIE)给噶伦堡的西藏当局提供信息,帮助西藏唯一的报纸经营者塔钦(Tharchin)。

  8、在美国给西藏学生提供教育条件。

  9、如果法律允许,美国应进一步考虑自愿对藏人提供军事援助。

  10、就中共入侵西藏问题继续支持藏人向联合国求助。[11]

  可以看到,这个包含十点内容的“斯蒂瑞建议”比“洛伊计划”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它不但从东西方冷战对峙及西藏地缘战略角度论述了西藏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而且建议从经济、传媒、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给西藏以援助。其目的也非常明确:遏制中国,分离西藏。但北京谈判的结果却让在印度边境的西藏分离分子与美国大为震惊,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5月26日,北京宣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使美国非常气恼,所以他们宁可假定达赖在北京的代表是被胁迫签订的十七条和平解放西藏协议。[12]所以美国驻新德里使馆不但没有停止分裂西藏的活动,而且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与印度进行磋商,力图拉拢印度加入到联合反华分离西藏的活动中,一方面准备与泰国等各方面联络帮助达赖寻找逃亡寄居地。同时继续与西藏分离分子密切接触,强调美国援藏的决心,促动达赖做出令美国满意的决定——出逃国外。更为可笑的是,美国方面还依“斯蒂瑞建议”草拟了一份准备发表的措辞严厉的“谴责北平图谋强迫西藏放弃长期以来的自治权利”的声明。

三、美国声明

  1951年5月底,中国中央政府不但已公开宣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达成了协议,而且已决定派出代表团经由印度去亚东向达赖表示祝贺。但美国驻印度使馆在与西藏分离主义分子的密切接触后,一厢情愿的为西藏命运做出了如此主观判断:西藏很快会发表独立声明,继之派人去联合国求助,美国应该在这期间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中共入侵西藏的态度。美国认为这对联合国其他成员,特别是印度有一种引导作用。[13]声明全文由印度使馆草拟,内容如下:

  “1951年6月×日,西藏政府通知美国政府,宣布拒绝接受之前北京广播报道的红色中国代表与西藏代表在北京签署的协议。

  事实是这样的:1950年10月,没有事先通告,红色中国军队入侵了东藏,在1950年9月和12月,西藏两次向联合国求助。1951年4月,西藏派代表团去红色中国,力图找到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使中国军队撤出西藏。1951年5月,红色中国宣布其与西藏达成协议。由于这个协议规定中共军队占领整个西藏,实施政治统治,从而使西藏失去了自治。1951年6月,自治西藏国家元首达赖和他的政府宣布拒绝接受协议,因为它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

  这使人想起1950年6月北朝对朝鲜(南朝鲜-作者注)的战争及1950年10月中国对朝鲜的入侵。红色中国入侵西藏及胁迫签署协议是红色中国对和平近邻侵略意图的又一明证。

  美国政府同情西藏政府和人民的苦难,希望西藏将事实真相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将尽快对此举行听证。

  美国政府准备支持西藏问题听证,并继续与联合国合作抵抗侵略,帮助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14]

  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在1951年,达赖没有发表撕毁十七条协议的声明,也没有按照美国的旨意逃往印度或泰国、锡兰避难,而是遵照西藏地方政府大多数官员的意见于7月28日回到了拉萨。至此,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宣告取得初步成功。因而美国精心准备的这个所谓支持西藏独立的声明也终于没能与世人见面,直至若干年后美国外交文件解密,人们才得以了解当时处于高度机密状态下的美国离间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这份外交文件。文件本身也即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对华冷战的一个重要佐证。

四、达赖出逃线路设计与“哈里尔建议”

  1951年6、7月份,策动达赖出逃成为美国西藏任务的最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西藏可以成为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15] 达赖出走并宣布独立会导致充分的国际反应,符合美国正在欧洲实行的杜鲁门主义。[16]为此,美国官员亲自为达赖设计了一套详细的由美国支持的出逃线路方案,该方案由达赖的姐夫自北京谈判归来后经由印度时带回西藏。方案提出3种选择:

  1、因为要尽量避免已到亚东的来自各大寺庙及西藏政府的代表劝说达赖回拉萨,所以达赖要挑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在夜晚悄悄离开。

  2、命令×××(名字,未解密)秘密将达赖带到印度。

  3、如果1、2都不可行,达赖给×××(名字,未解密)送信,请求……(未解密)秘密派出哈里尔与帕特森(Patterson)到亚东附近,按事先的安排与达赖会面,并将达赖带出。[17]这个行动的详细计划已经由×××(名字,未解密)传达过去,他要向达赖阐明这是最后选择的方式。

  7月12日,美国驻加尔各答领馆官员罗伯特·林恩(Robert Linn )在噶伦堡给达赖去信,鼓励他采取大胆行动,并向达赖保证说印度政府已经向美国使馆承诺帮助他出逃。[18]尽管美国为达赖出逃做出了如此周到、细致、也是非常冒险的计划准备,并做出大胆承诺,达赖喇嘛还是决定于1951年7月中旬返回拉萨。7月20日,达赖通过北京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给毛泽东主席一封电报,表示在他返回拉萨之后召开西藏民众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19]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其阴险图谋。就在达赖返回拉萨的路上,美国又以没有署名的信件方式通过达赖的顾问转来敦促达赖出逃。由于这个信件仍为匿名所以又一次遭到了达赖的拒绝。

  美方认为,事情紧急,达赖很快就会到达拉萨,这是最后的机会,所以使馆提议,是否可以给西藏国防部发一封有美国题头、并有美国官员签名的信。以此劝说西藏官员拒绝十七条协议、建议达赖离开西藏。[20]但是他们又担心万一这个“文件落入到中共手里,就可以作为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故意挑拨藏汉关系的证据。”[21]甚至还有可能恶化美国与印度的关系。[22]而且,他们认为之前通过夏格巴、哈里尔、当采送给达赖的信都足以让西藏官员了解到了美国的态度。这些信都有达赖的收条。[23]

  时间很快进入8月,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印度使馆:口头转达达赖,“美国政府理解并同情您此时留在西藏的理由与情势,但美国政府希望重复它的想法,即尽早抓住机会避免中共统治,在您安全到达避难地后,谴责与中共签署的协议,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您的国家和人民。当采在美国很好也很安全,希望您考虑美国政府之前做出的帮助您和您的随从避难的承诺。”……(未解密)[24]但直到8月中旬达赖方面仍然没有积极反应。